一、天津周边 放生

1、寺庙方丈常道大和尚升座

2、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长老

3、如愿法师与中国佛教协会教务部主任宏度法师

4、2012年7月17日上午9时30分，寺庙监院常道法师荣膺方丈升座庆典法会在已有1705年历史、北京佛教文化的发祥地、京都皇家寺院——寺庙隆重举行，这是60年来北京首次举行方丈升座庆典法会。61岁的常道法师成为北京寺庙的方丈。圣泉寺住持如愿法师应常道大和尚的邀请，参加了他的升座仪式。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长老为常道法师送位，近百位大德高僧及数以千计的十方信众为其见证。

5、升座仪式结束后如愿法师又匆匆赶回圣泉寺，指挥筹备本月20号的北京圣泉寺第二届“如愿夏令营”的前期工作，为了本次的夏令营更加圆满，圣泉寺僧众及全体义工菩萨已经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一切工作基本就绪，几天的时间里，前来参加夏令营的营员已达到数百人，本次夏令营主要围绕着《国学》及《弟子规》为中心，希望跟多的学生及家长前来参加这个有意义的活动。

6、寺庙始建于西晋永嘉元年(公元307年)，距今已有1705年的历史，寺院初名“嘉福寺”，清代康熙皇帝赐名为“岫云寺”，但因寺后有龙潭，山上有柘树，故民间一直称为“寺庙”。素有“先有寺庙，后有北京城”的民谚。

7、寺庙自古以来被誉为皇家寺院，高僧大德辈出，其多数为历代皇帝御旨钦命，享受皇室及朝廷捐资修缮。寺庙的佛教文化和影响力不仅在中国具有极其崇高的地位，甚至许多国外的高僧大德慕名而来，常年修行于此，并将寺庙的佛教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

8、来华访问的印度内政部长帕提尔今天同中国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周永康一道在北京金台艺术馆为印度“国父”甘地塑像揭幕并为甘地生平图片展剪彩。

9、约高一米铜质塑像为金台艺术馆馆长袁熙坤应印度驻华使馆邀请而作。塑像被安放在在金台艺术馆前的草坪上。盘坐着的“圣雄甘地”带着眼镜，拿着书本，以塑像底座上的名言教化世人：不要对人性失去信心。人性就像汪洋大海，即使海水中有几滴脏水，大海并不会变脏。

10、甘地生前曾被邀请前来中国访问，但最终没有成行。甘地曾经写道：“我期待有一天，自由的中国和自由的印度结成兄弟般的友谊，为了两国自身的利益以及亚洲乃至世界的利益而协力合作。”帕提尔表示，此次访华正值印中两国关系进入全面发展和多样化的新时期，甘地的教诲在今天具有更深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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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塑像创作者袁熙坤说，佛教的渊源使中印两国自古有着许多共同的文化及思想基础，甘地的奉献、克己、自励，也与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许多折射交汇点。创作这一塑像，是想让更多的中国民众了解、记住这位圣雄。

2、北京地区明清时期的石刻

3、此一时期北京地区的石刻种类最为齐全，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类别。内容题材大大丰富了，有许多新生事物于中有所体现。雕凿手法更加纯熟，格式固定。等级制度森严，体量也大小不一。此期不仅有大量的地上石刻与地下石刻，还有大量的建筑石刻、石雕及民俗石刻等。按照石刻学的理论，对中国传统石刻进行分类，大致应有11个类别，北京的石刻也包括了这些类别。明清时期石刻除画像石外，其他均有所体现。拟分述于下：

4、1刻石摩崖类。北京地区此类石刻，以明清时期的遗存居多。其中门头沟区色树坟石佛岭上石窟崖摩刻的明《石古崖修桥补路碑记》、崇化庄明《买地刻石》、木城涧路旁清刻《继序修补道路功德碑》、石景山区八大处明《石佛造像及题记》等为最典型。除此之外，有关民间宗教、帝王巡视、山水题材的摩崖石刻，大多集中在郊县名胜或城近帝王园林的山石上，其字体不形式各异，内容多样，如大觉寺、北海公园、颐和园等，它们是北京明清时期特殊的石刻遗存。

5、2碑碣类。统指刻字碑一类。如按所记内容及功能上去分，有墓碑、祠堂碑、寺庙碑、记事碑、功德碑的不同。如按造型特点分，又有方碑、四面碑、龟碑、卧碑、方尖碑、昆仑碑、嵌墙碑、异形碑等的不同。依此期碑类现状及叙述之方便起见，可分列于下：

6、北京陵墓碑遗存最多。如明清帝王陵寝所立之碑。悼亡纪念死者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建坟立碑。讲究者，碑上有螭首，下有龟趺、海墁，外罩碑楼。前书死者姓氏、简历、书撰、刻字、经理人姓名，后列出资人官阶、籍贯及捐钱数。阴阳额上亦有“万古流芳”、“捐资题名”等。碑框雕云龙图案，海墁刻鱼鳖虾蟹，碑侧及座侧浮雕升龙、海水江崖及麒麟、瑞兽等。墓碑也有墓主人名碑、功德碑、诰封碑、赐谥碑、敕谕碑、谕祭碑等。比较著名的如今存房山常乐寺的明《姚广孝神道碑》，通县燃灯塔旁的明《李卓吾先生之墓碑》，今存石刻艺术博物馆内的《明故大隆善护国寺西天佛子大国师张桑朵而只墓塔记》、清《巴尔达齐碑》，密云县存清《范承勋碑》，顺义赵全营清《武功大夫碑》等。另外，北京还有一批特殊人物的墓碑，即传教士碑。从明万历年间来华的天主教士利玛窦开始，许多传教士陆续在北京境内传布天主教义，沟通中西方文化，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有的供职于中国朝廷，死后即埋葬在京师的集体墓地。目前仍保存了上百通墓碑，主要集中在西城区滕公栅栏原传教士墓地和海淀区五塔寺石刻博物馆碑林中。其中知名者除利玛窦外，还有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张诚、白晋、蒋友仁等。这些碑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螭首或方首形，下为方座。额题处镌刻十字或教会标志。碑面阴阳则以汉文及拉丁文合壁书写。明清两代传教士墓碑众多，内容涉及面很广，是研究当时社会历史、人物风俗的重要史料。

7、坛庙祠堂碑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产物，明清帝王除建宫殿外，也同样重视拜天祭神祀祖，这类建筑多雄伟壮观。如太庙、孔庙、国子监、历代帝王庙、雍和宫，天、地、日、月坛，风、雨、雷、霆、先蚕、先农坛等，素有五坛八庙之称。有些建筑虽已不存，但其碑刻仍有留存。如孔庙中的十几座高约八米的告成太学碑等，国子监中清《十三经》刻石、《恭勒御制国学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记》、成贤街《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碑，雍和宫由乾隆皇帝撰文的《喇嘛说碑》等。祠堂也是封建时代祭祀性建筑，只不过其受用者及等级不同而已，有皇帝敕建，也有达官显贵、地主豪绅或乡民同建的公共性场所。如今东城区文天祥祠、智化寺(原明王振祠)，西城区汇通祠、贤良祠，石景山刚炳祠，房山区黑龙关(原为祈雨祠)，通州区曹氏宗祠等，其中都有相关的碑刻遗存。

8、寺观碑是有关记载宗教场所兴建、重修、四至、传承、戒条等的碑刻。北京的寺庙庵观众多，它们大多历史悠久，明清兴旺，今存的碑刻数不胜数，此不赘举。会馆碑是北京明清时期又一特色。明永乐年间在北京开科取士，北京也再度成为中央考场，全国举子进京赶考，落榜生在京暂住以待来年。因此，他们联络京官、旅京客商等合力集资购买荒地或官宦私宅改为文人试院。因过去城南地荒不发达，会试举子又出入宣武门，故会馆多集中在今宣武区一带。明嘉靖年间增加外城，使得原本是郊外的城南一带成为发展经济市场的良好环境。清初又在崇文门设税关，使得今崇文区一带云集了一大批工商外来户，此地便成为工商会馆的聚集地。据有关资料显示，北京地区举子会馆与工商会馆多达200余处，至修两广路前尚存上万间馆舍。其中有记事、行规、创修、馆产等的碑刻，如宣武区法源寺前街的《云南会馆重置碑》、下斜街的《全浙会馆重修碑》，崇文区河泊厂附近的《鲁班行会碑》、小江胡同的《创建晋冀会馆碑》等。总之，会馆碑是象北京这样大都市特有的产物，所以在北京的石刻分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9、研究明清科举制度最重要的实物资料就是现存北京孔庙中的198通进士题名碑，其中明代77通，清118通，另有元代几通，共记载了5000多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名次。此外，还有其他内容的题名碑。如明万历十二年的《户部题名碑》、万历十九年《太常寺正官题名碑》、崇祯七年《顺天府儒学题名碑》、清康熙四十二年《御史题名碑》和道光三年《满道题名碑》等。这些碑刻是研究明清科举制度、职官制、文化与政治的重要史料。

10、3墓志类。明清的墓志形式差别不大，平面呈正方形，汉白玉或青石质地。一般明代墓志中太监志较多，清代墓志中规格较大的要多。此期的墓志数量较大，北京地区大约有上千合，著名的有明太监《赵政墓志》、《钱义墓志》、《房能墓志》、《刘忠墓志》等。其他如明广宁伯墓志》、《明武定侯墓志》、《明沅怀王墓志》、《明遂平公主墓志》等，民间百姓、致仕官僚的更多。清代著名的墓志有《洪承畴夫妻合葬志》、《四川总督苗大生夫妻合葬墓志》、纳兰性德家族墓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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